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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草根到主角,中國最早的民營快遞企業至今已走過了20多個年頭。在“互聯網+”的大浪潮下,快遞業已被提升到國家戰略的新高度。但受發展水平、相關政策等影響,我國快遞業目前依舊面臨著四大痛點。
痛點一:低價競爭成風 成本居高不下
伴隨著電商的快速發展,國內快遞業務量也呈現出井噴式的增長。但低門檻也使得快遞業早已進入到白熱化的競爭狀態,甚至已經進入了“五毛”時代,即每票快件利潤低于0.5元。由價格戰引發的惡性競爭成為擺在快遞行業面前的一大痛點。
記者調查發現,與前兩年相比,國內快遞業對大客戶而言,仍大量存在“5元全國包郵”現象。有快遞網點負責人表示,不同快遞企業為爭搶客戶甚至直接采取惡意壓價行為,“企業為保住客戶或拓展市場只能以微利甚至虧損的方式接受”。在惡性競爭下,是快遞行業服務的高度同質化。
根據國家郵政局統計數據顯示,包括順豐、“三通一達”在內,國內各類快遞企業已超過8000家。
有統計數據顯示,2014年快遞業件均收入是14.65元/件,2013年是15.69元/件,2012年是18.6元/件,而早在2005年,這個數字是27.7元/件。
與惡性競爭對應的是快遞業運營成本的激增。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,人力成本給快遞企業帶來巨大的壓力。據記者了解,目前快遞員仍然處于劣勢地位,“五險一金”等基本社會福利普遍無法得到保障。
雖然目前主流快遞企業已經開始規避價格戰,淘汰“以價換量”的經營方式,但諸多小型快遞企業,仍將低價作為最主要的競爭力。為此,在明日即將舉辦的“互聯網+物流新格局”論壇上,包括快遞企業、電商企業在內的企業代表將共同討論,在電商之外,物流企業還有哪些發展空間。
痛點二:“最后一公里”難題待解
“最后一公里”難題成為快遞業的一個頑疾。雖然近年來,快遞行業開始探索智能快遞柜、菜鳥驛站等模式欲破題“最后一公里”難題,但在業內看來,由于消費習慣、布局不便、缺乏專屬交通工具等因素,“最后一公里”短期內仍是困擾快遞企業的難題。
智能快遞柜成為快遞業解決末端派送難題的理想途徑之一。今年6月,民營快遞四大巨頭順豐、申通、中通、韻達,以及物流服務商普洛斯聯合發布公告,共同投資創建深圳市豐巢科技有限公司,研發運營面向所有快遞公司、電商物流使用的24小時自助開放平臺——“豐巢”智能快遞柜。隨后,速遞易又宣布與菜鳥網絡達成合作。
根據國家郵政局統計數據顯示,目前我國業務量前50位的城市共安裝智能快遞柜31156組,格口約118.56萬個,累計派送快件超過1.13億件。
但在業內看來,這樣的規模依然難解快遞末端配送難題。自五六年前智能自提快遞貨柜引入中國后,該模式一直被快遞公司和第三方企業所嘗試,但目前仍面臨不小阻礙。
快遞專家趙小敏表示,智能快遞柜在社區布局中牽扯各種利益,不僅難以協調,同時由于物業早期未做規劃,也涉及政策等方面問題,“ATM機應該是比較被居民接受的一種便民設施,但ATM機也并未在社區得到較好布局”。消費者使用習慣也是影響快遞柜布局的一個重要因素,“送貨上門”已經成為行業標準。
此外,電動三輪車的尷尬地位始終是快遞業發展的軟肋。自去年全國多地開始嚴打“違法電動三輪”后,快遞業的末端派送面臨“生死考驗”。雖然此前由國家郵政局審議通過的《快遞專用電動三輪車技術要求》行業標準已正式實施,但由于不具備強制性、缺乏交通部門認可等因素,快遞“專用車”依舊是擺在新標準面前的難題。
痛點三:上市彎道超車 草莽發展成隱患
近來的快遞業并不平靜,欲沖“快遞第一股”成為各家企業的共同選擇。雖然已不斷有快遞企業獲得資本青睞,拿到巨額融資,不過,在分析人士看來,混亂的管理制度、不規范的財務報表等快遞企業早期草莽式發展留下的“肌瘤”將成為上市路上的絆腳石。
今年以來,快遞企業上市的消息開始集中爆發,包括圓通、宅急送、中通、百世匯通等快遞企業先后曝出上市消息,今年7月,德邦物流也正式發布了《首次公開發行A股股票招股說明書》,向證監會提交IPO申請,擬在上交所上市。
資本成為快遞企業上市的誘惑。在中國快遞咨詢網首席顧問徐勇看來,上市給快遞企業帶來的巨額融資將給企業從硬件到軟件帶來巨變。
雖然各家均被曝出早已啟動上市計劃,但擺在快遞企業面前的是快遞企業早期瘋狂發展留下的“肌瘤”。徐勇表示,粗放式發展和低價競爭成為國內快遞企業的共性,企業管理模式存在畸形。按照上市要求,企業在管理制度、公司架構、財務透明等方面還存在諸多問題。
在徐勇看來,對于以加盟為主的快遞企業而言,上市也是以“總部+自營網點”的模式上市。雖然國內快遞市場被普遍叫好,但還沒有到熱錢隨便撿的地步。
痛點四:高峰用工荒 難擺脫低效形象
每到“雙11”等高峰期間,“招兵買馬”成為快遞企業的共同選擇。快遞員在此期間也被描繪成“月薪過萬”的土豪。雖然快遞業在電商瘋狂造節下,具有明顯的波峰波谷,但技術含量低、運轉低效仍是快遞企業的現狀。
人工分揀對于國內快遞業而言仍是最基本的運作模式。有統計數據顯示,去年“雙11”期間共有125萬名快遞員參戰,處理快遞量達到5.86億件。
雖然快遞企業已經積累了豐富的高峰運營經驗,可以通過與第三方外包公司合作等方式進行提前備戰,但為此快遞企業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。為搶奪快遞員,有快遞企業去年“雙11”期間甚至開出了月薪1.5萬元的高價,而企業為了支付高額工資只能收取更多快件。最終竟然造成快遞企業高峰期送得越多,虧得越多的惡性循環。而過了高峰之后,快遞企業不得不辭去臨時大量增加的快遞員,造成行業人員的高流動性。
同時,人工低效的運營模式也使快遞企業不能提供更多定制化、規模性服務,提高用戶體驗,增加快件附加值。有統計數據顯示,雖然我國快件總量去年已超過美國,成為全世界快件量第一大國,但我國的快件收入僅相當于美國的1/8甚至1/10。在徐勇看來,快遞業需要采用更多的最新技術,建立精細化、標準化的運營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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